外媒中国经济明年或刀尖上舔血

外媒：中国经济明年或刀尖上舔血

据外媒报道，中国经济在2014年逐渐适应了从高速增长换挡到中低速。第三季度GDP增速为7.3%已降至六年以来低点。2015年中国经济增速还将低于2014年，这基本已成业界共识。2015年或将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　　报道称，本月月中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期间，11月宏观经济数据密集披露。先是12月8日海关总署发布的进出口增速大幅低于市场预期，其中进口同比下降6.7%。国家统计局12月10日发布的数据也显示，11月CPI(居民消费物价指数)同比上涨1.4%，创5年来新低；PPI(生产者物价指数)同比下降2.7%，连续33个月同比负增长。　　汇丰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显示，12月PMI初值降至49.5，半年来首次跌破枯荣线。　　相关数据表明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正在加大，通货紧缩风险或已隐现。　　在央行11月下旬宣布存贷款基准利率分别下调0.4个百分点和0.25个百分点，并将存款利率浮动上限扩大为1.2倍，以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和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之前，外界对于应否降息就多有讨论，一些观点认为定向政策支持应继续，但不宜再宽松。　　降息之后，短期实体经济并未受益，反而是虚拟经济极度火爆，大量资金涌入股市，令A股连续上涨，由于虚拟融资需求强劲，货币利率大幅飙升。这亦成为部分人诟病更宽松的货币政策对经济复苏难以产生积极作用，乃至对经济再平衡不利的重要理由之一。　　外媒报道认为，中国现时的通缩其实是对过去十年黄金增长产能过大的一种消化，因此必须采取多维度、立体化的政策。而到2015年中国经济将继续延续2014年的通缩和低迷，并存在崩盘危机。　　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蓝皮书副主编李雪松认为，尽管近年来化解产能过剩问题取得积极成效，但由于产能过剩问题长期积累，前期投入形成的新产能仍在陆续释放，产能过剩问题仍将是影响2015年经济运行的重要因素。　　《人民银行工作论文》对外发布的2015年中国宏观经济预测报告预计，2015年我国实际GDP增速将略微放缓至7.1%，主要下行压力来自于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减速。　　申银万国预计2015年房地产投资增速将下滑至5%-8%，摩根大通报告预计，2015年房地产投资增长率可能为5%~6%，较预计的2014年增速进一步放缓。这会对土地出让收入和相关行业的需求造成进一步打压。　　李慧勇借用了2014年10月申银万国一份宏观研报的观点称，2015年中国经济能否全面出清，将面临最为关键的一年，房地产下行是主要风险。如果房地产市场出清，金融市场出清，全面深化改革落实，有可能呈现先破再立或者边破边立的格局，尽管经济增长率会回落到7.2%左右。　　外媒报道认为，在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下，过去那种依赖拼规模、拼产量、拼价格的单纯制造发展模式正在逐步走进死胡同。求新求变，中国企业在加快向价值链上游迈进。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　　但这些刚刚萌芽的新常态在明年还是难以形成强大的力量从而在宏观面上难以改变中国明年经济的悲观面。

2015年中国经济的那些挑战：货币超发后遗症　　2015年中国经济的一大看点便是中国金融管制放松。中国金融改革开放和我们今天金融小国的现状存在着巨大的落差。中国希望成为一个金融大国、金融强国，中国从简单的制造业进入智慧制造并不是在于我们缺乏人才，而是我们当前的金融压制，这对我们的转型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日前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分析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基础上，从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出口和国际收支、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生产要素、市场竞争、资源环境约束、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9个方面，全面阐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 　　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直接表象，是经济增速开始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过渡。而目前我们看到的资本市场表现与经济基本面的脱钩现象，也可能反映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特征。这一新常态的特征并非中国独有的特殊现象，一些发达国家，比如我们的邻国日本也出现了这种资本市场与经济基本面脱钩的发展格局。 　　进入2015年，中国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还将面临诸多挑战，可以说，2015年是中国经济痛定思痛的一年。在经济新常态的全新发展模式下，我们不可能再期待两位数的出口，不可能再期待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不能再依靠政府来刺激经济，我们要回归市场经济本身。笔者认为，未来更多机会应该交给市场和企业，相信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由资本市场支撑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格局会走得更远。 　　消费力赶不上 　　中国如今面临的第一个大挑战便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已经形成了世界最大的加工厂，是具有最强大的生产能力的国家。然而，如今世界经济已经进入周期调整，全球市场的萎缩使得中国巨大的生产能力不知如何释放。如何化解产能，将企业生产力消化成利润增长，进而支撑消费端，是摆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巨大挑战。 　　我们的生产能力是一流的，但是我们一旦利用家庭消费能力来支撑中国的增长就不行了。在笔者看来，中国的消费受制于三大结构性挑战，使得我们短期内释放消费端市场来化解生产能力十分困难。 　　第一大结构性消费挑战来自于中国中西部和沿海城市的收入差距。中国当前亟需解决没有钱消费的问题。今年9月底，中央深改小组审议通过了有关农民股份合作和农村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试点方案，标志着农村集体资产产权试点工作即将全面展开。11月下旬，中办、国办又联合印发《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对农地流转做了详细规定。12月初，中央深改小组又审议了《关于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这一系列的措施都是在逐步解决好农民土地流转问题，让农民收入尽快增长，这是支撑中国消费市场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第二大结构性消费挑战在于中国消费结构性抑制。如今我们沿海城市分享了改革开放的红利，获得了巨大的收益增长，但是却面临有钱不敢消费的尴尬。为了解决消费的后顾之忧问题，国家强化了2015年民生工程的投入，这也是我们财政政策走向宽松和2008年走向宽松非常不同的结构差异化特征——这次我们财政政策更多是投向民生工程。当然，中西部的发展也需要基础设施建设，同时，我们还需要向海外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工程。 　　第三大结构性消费挑战来自于中国消费端安全的问题。如今我们普遍发现，中国消费者有钱却不在中国消费。就网络购买情况来看，据美国调查公司尼尔森统计，2013年在中国有1800万人通过互联网购买海外商品，金额总计达到了2160亿元。据尼尔森预测，到2018年，中国购买海外商品的消费者将增至3560万人，消费额将超过1万亿元。要让中国消费者的钱留在国内，我们不仅需要解决当前的中国食品安全问题，还有消费者利益保护问题，让老百姓安心地在中国市场上消费中国企业生产的产品和服务。更深入地看，这一问题涉及到我们的法治环境、消费环境。因此，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所提到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正是改变中国消费端的安全问题、诚信问题。 　　当然，这三个消费端问题在短期内是无法通过投放货币增加收入来解决的，但中国政府已经开始重视中国资本市场未来的发展，已经明白这不是一个融资平台，而是一个财富增长平台。从这一角度来看，让好的企业留在市场，形成造血功能也是未来能尽快化解中国生产能力和消费能力巨大落差的重大切入点。 　　金改落差大 　　在笔者看来，2015年中国经济的一大看点便是中国金融管制放松。中国金融改革开放和我们今天金融小国的现状存在着巨大的落差。中国希望成为一个金融大国、金融强国，中国从简单的制造业进入智慧制造并不是在于我们缺乏人才，而是我们当前的金融压制，这对我们的转型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因此，如何在2015年充分发挥民营资本、民营金融，充分发挥新生态互联网金融，这对我们未来中国经济的转型，中国产能的优化都会带来非常大的影响。 　　此前，中国银监会副主席阎庆民在谈到互联网对金融市场带来的变化时表示，“对新事物还是要包容，适度地容忍，它只要没有酿成区域性风险或者破了银监会此前的一些规定，银监会应该是同意它的，最后才能提出一个新的办法。”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央行以及银监会等金融监管部门针对发展火热的互联网金融展开了一系列密集的调研，作为尤其是P2P的监管部门，今年以来，银监会也对网络借贷进行了多轮调研。 　　由此可见，国家已经开始对发展互联网金融给予了非常大的政策支持，因此2015年中国新常态下的结构优化可能在金融平台上会有非常明显的变化。 　　从更深的层次来看，互联网金融带来的是推动体制机制改革的契机。这体现在，它既对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对政府监管模式提出新的要求，促使监管部门学会从事前监管，逐渐过渡到事中和事后监管。这进而会逐渐带来金融领域的变化，降低进入门槛，提升运营门槛。而这些转变其实就是政府在运用市场的“无形之手”，而非行政的方式来管经济、管金融，激发企业活力、推动企业创新。这正是经济改革和金融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同时，它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也带来启示，这就是要加大开放、增加竞争。这样，传统金融业务也好，互联网金融也好，乃至其他更多新的业态都会自己进来，而不存在金融中心可能会不适应新金融业态的问题。 　　2015年，无论是在理解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方向时，还是理解自贸区要复制推广的过程中，我们都要记住中国要解决的两大问题：一是产能如何寻找市场问题；二是我们如何通过金融强化来把人民币推向国际舞台。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问题是经济短缺，我们需要招商引资，我们需要给予一定的成本补贴，让更多企业发挥能力。而如今，失业问题并不是我们的主要问题，产能放大早已是过去式，我们已经是世界最大产能的发源地。2015年经济新常态优化在于中国需要一个强劲的市场，这个市场是双轮驱动的，一方面要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对内要不断通过管制放开，加大银行混业经营的发展模式，另一方面还要积极地走出去。 　　今天中国经济解决全体国民收入小康社会问题，要以消费支撑中国经济增长是异常困难的，所以当中国13亿人口把少量资金集中在我们银行体系、金融市场时，我们要考虑怎么样把资金配置起来。 　　当前，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未来发展的主导权在投资，投资给我们带来更多机会，如果今天中国经济失去了投资这个很好的支撑，企业投资信心将会走向空心化，再通过消费来支撑中国经济是非常困难的。尽管当前我们痛苦于找不到市场，但是我们还是必须投资和消费“双轮驱动”，不断来解决抑制我们消费的结构性问题，争取能缓解压力。 　　货币超发后遗症 　　当然，我们不得不承认，今天我们在新常态下的调整所面临的巨大挑战问题更多来自于内部。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2008年货币超发的后遗症还在发酵。 　　2008年为了急于转变出口依赖的增长方式，解决就业、税收以及企业产能消化等问题，政府出台4万亿投资的宽松货币政策引发银行坏账、债务违约等诸多后遗症，然而政府却实施逆势的产业政策，扩张产能。 　　这一系列的后遗症导致了，如今发达国家在经历经济危机之后开始轻装上阵，然而我们依旧原地踏步，企业家执着于修复资产负债表、解决资金链困境和高杠杆率等问题。 　　在笔者看来，2008年货币超发的“后遗症”主要反映出多个方面，除了众所周知的产能过剩外，另一个便是消费端“怪象”——老百姓不停地在寻找高收益的理财产品。2008年至今，我们货币实际上是相当宽松，奇怪的是，中国在这一阶段金融创新工具是蓬勃发展起来了，但是结果导致资金成本不断上升，这个“怪象”的背后是资源配置出现了失衡问题。如今，国家的货币政策从宽松走向稳健，非常重要的一大原因便是要遏制过度货币宽松带来购买力下降的预期。当前的“全民理财”便是这一问题的重要表现，本来我们就要化解生产端和消费端落差，但发现消费能力被理财所挤压。这一“后遗症”也警告我们，国家在2015年不简单以刺激经济宽松货币和强大政府投资来解决问题。 　　而货币超发带来的另一后遗症是贪污腐败，这严重影响了地方政府引领地方发展的信心和主观能动性。而第四个“后遗症”便是国进民退。政府大力度投资到头来却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第五个“后遗症”便是对环境的破坏，如果不改变，我们的发展模式不寻求新常态下的新模式，便可能出现增长越快，企业转身的空间越小，老百姓消费意愿就会越弱的尴尬局面。 　　因此，笔者认为，在2015年，需要先扫除货币超发的后遗症，再发现经济增长点，否则经济增长将愈发脆弱。 　　新游戏规则的挑战 　　当然，2015年中国经济新常态还面临外部的挑战。如今，欧美国家经济低迷，他们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些货币都是世界贸易结算强势的货币，这些政策有强大的外部溢出效应，可能利好本国的经济复苏，但是对资本的流动，对汇率走势都会产生巨大的波动。 　　如今，以美国为主导的发达国家，对世界经济的游戏规则开始做出深度调整，这种调整确实代表一方面利益，却向中国提出了巨大挑战，如果中国不能随之调整，继续保持我们保税区低成本的格局，那么中国未来产能过剩的问题会更严重。 　　过去在全球化过程中，过度的繁荣掩盖了不断积累的结构性问题。为了解决本国的问题，在全球范围，由美国一枝独秀带领着，全球的所有央行都开始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欧洲主权债务危机问题的后遗症越来越明显，进入严重通缩状态，宽松的货币政策将会伴随相当长时间；亚洲方面，走出去的日韩企业产能落地需要强劲的欧美市场，因而亚洲货币也会为抗衡欧美宽松货币政策而被动升值，也需要宽松货币政策保驾护航。 　　因此，未来一年全球宽松货币环境还会持续，中国需要应对全球流动性泛滥但资金流动波动性大的局面，引导资金进入实际经济的长期投资舞台，这将考验中国央行的宏观调控能力。 　　2015年，我们还需要消化此前货币超发的后遗症，中国内部还处于周期调整，因此我们的困难比发达国家更大。发达国家用钞票发行来解决自己的问题，但这会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正在进行的结构调整。世界游戏规则正在朝着新方向变化，我们到底是搭这个游戏的规则还是改变？对此问题，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 　　笔者认为，未来央行的货币政策可能在两方面释放调整信号：一是通过中国企业的走出去，尽量减少低效率外汇占款的问题；二是更多地释放人民币的跨境使用和人民币互换机制的实现。 　　如今中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的失衡关系未能得到解决，我国企业的竞争能力并没有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实现，反而出现实体经济的盈利能力相对较弱。影子银行业务的膨胀和资金成本的上升，均给政府带来经济调整的成本压力，因此，未来货币政策如何定向地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考验央行既要控制好低效率的外汇占款，同时又能够发挥人民币积极的作用。 　　乐观的四大新红利 　　尽管2015年中国经济面临诸多挑战，但笔者仍然对于发展表示相对乐观。在新常态经济结构中，我们不能再靠政府来刺激经济，造成更多的后遗症，我们要回归经济本源——资源配置由市场决定。 　　在世界经济游戏规则已经改变的大背景下，我们要追求的是在新常态经济下的新发展模式。因此，不可能再期待两位数的出口，不可能再期待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更多的机会应该交给市场和企业。因此，笔者认为未来中国股市不应该在某些板块上出现局部发力，而是需要投资者去找到好企业。2015年中国的资本市场如果能够出现“投资好企业”的格局，那么中国经济新常态下，资本市场支撑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格局会走得更远。 　　笔者预计，未来中国GDP增长预期依然维持在7.33%的相对低速增长状态，全年度增长呈现下行态势。美国的GDP第四季度的增长受到中国经济和大宗商品低迷的影响，出现一个下行的预期。通胀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继续保持低通胀的态势，一年后通胀水平有所上升。 　　同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继续保持强劲的增长态势，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近来经济的低迷，外商来华投资呈现出继续减少的研判。受到地缘政治的影响，也使得出口额出现下行的态势，这与全球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密切相关。中国企业不断通过海外投资替代出口而产生具有“替代效应”的商业模式。综合这些因素也将进一步导致外汇储备减少。 　　不可否认的是，2015年是痛定思痛的一年。面对笔者上述提到的诸多挑战，实体经济很难在短时间内释放出令老百姓满意的强大回报。因此，我们还需要进行产业调整、产业升级。高回报格局的出现一定是“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前者依靠的是低收益套利，后者依靠的是智慧中国、依靠的是年轻人、依靠的是竞争力。 　　2015年，我们会失去旧的人口红利，同时迎来新的四大红利。这分别是：依靠智慧创造财富红利；海外投资替代出口投资红利；资源配置红利；制度红利。 　　当前，中国政府正在进行职能转变，主要反映在三方面：重视民生问题、角色不错位、职能不越位。政府的角色是监管，应该把市场交给金融家主体、企业家主体。企业的好坏是通过企业本身的优胜劣汰竞争来决定的，对于劣质企业一定要通过法治来采取监管，改变中国长期存在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从而转移到“良币驱逐劣币”的正规上。 （中国经济网）

光大证券：2015中国经济五大变数　　光大证券最新研报指出，2015年的中国经济仍然存在不小变数。其中五大变数尤其值得关注经济突变式恶化的风险、货币政策操作、房地产复苏强度、地方政府融资体制改革、美国货币政策紧缩的影响。　　全文如下　　第一，经济突变式恶化的风险。我国GDP增长已经从2010年的10.4%一路下滑到了今年3季度的7.3%。在增长持续减速的过程中，经济基本面却好像没有全面恶化，就业市场还保持着稳定。这很容易让人觉得经济增速再低一点也没什么关系。不过，在看似平稳的表象之下，宏观经济面临的潜在压力已经暗流涌动。根据制造业PMI的“雇员”分项指数来看，企业用工意愿已经连续数年收缩。而今年银行坏账率的快速上升也表明，实体经济的恶化已开始侵蚀金融的稳定。经济增长的下滑不会一直都是缓坡，中间还会有突变点。当经济面临的压力超出企业的承受能力，又或者经济预期大幅恶化，将会导致经济格局在短期内骤然失稳，进入“硬着陆”状态。从今年的经济状况来看，这个突变点已经距离不远。考虑到明年经济的增速可能相对今年进一步放缓，经济突变式恶化的风险不可低估。　　第二，货币政策操作。从2013年6月钱荒至今，国内货币政策就像是在变戏法，让人委实难测。货币政策在2014年实施了定向宽松，试图精准调控货币流向。但却因为政策导向与实体经济融资需求错配，因而阻塞了流动性从银行间市场向实体经济的传导。于是，实体经济“融资难”与金融市场“不差钱”同时产生。既放大了经济下滑的压力，也催生了金融资产价格泡沫化的风险。由于目前经济增长下行压力仍然沉重，相信货币政策在2015年仍会以宽松基调为主。不过，宽松会以何种方式进行却存在不小变数。如果近期刺激信贷增长的宽松方式成为趋势，将有望将积压在金融市场的流动性疏导至实体经济，在起到稳增长功能的同时，为金融市场降温。反之，如果定向宽松基调延续，那么金融资产泡沫化倾向还会加剧。　　第三，房地产复苏强度。很明显，要稳增长，必须要稳住地产投资。这是近几个月地产调控政策持续放松的原因。在政策回暖的带动下，地产销售已经表现出了明显的复苏势头。但另一方面，地产投资的到位资金情况仍然很差，地产投资在融资瓶颈约束下仍处在下滑通道。这样的情况下，货币政策是否能够有效的刺激对地产行业的信贷，放松地产投资的资金瓶颈，是决定地产复苏强度的关键变量。考虑到货币政策的不确定性，地产行业虽然复苏的大方向没有问题，但强度和速度有不小变数。　　第四，地方政府融资体制改革。2014年国务院43号文明确要求“剥离融资平台公司政府融资职能”，其对应的融资需求由财政、专项债券、以及PPP等方式来满足。但是，这一改革究竟多大程度上能够达到分清政府和企业的责任，消除金融市场中的隐性担保的目标，关键在于预算财政赤字是否能大幅放大，从而为非正规地方政府融资正规化留出空间。考虑到近年来财政政策的风格，明年财政赤字规模估计不会放大太多(不超过2万亿元)。这意味着在堵地方政府融资“后门”的时候，财政这一“正门”开得可能会不够大。这样一来，要么地方政府融资受限导致基建投资减速，进而经济下沉，要么促使地方政府用更偏的“后门”来寻求融资。无论哪种情况发生，经济运行的风险都会加大。　　第五，美国货币政策紧缩的影响。美国的QE3已经结束。市场普遍预期联储会在2015年年中开始加息。这固然表明美国经济的复苏已经足够强劲，但同时也给我国经济带来了风险。在美国货币政策紧缩的过程中，美国经济是否会像2011年QE2退出时那样失速，还需要进一步观察。而美国货币政策的紧缩已经带动美元升值，加大了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资本流出的压力。新兴市场国家会否会爆发较大的危机，对我国影响会有多大，都存在变数。　　当然，2015年的我国经济并不仅仅只有这些变数。股市与实体经济的背离如何消除，人民币汇率是否会大幅波动，各项改革措施推进速度能有多快，都是需要关注的变数。但从预防风险的角度来看，前述的五大变数尤其重要。（中国证券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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